当某县几位领导干部下班后身着宽袍广袖的汉服，或漫步古城墙、或参与非遗手作的照片在社交平台流传时，舆论迅速分裂为两大阵营：支持者称赞这是 “用身体力行激活传统文化”，批评者则直指其 “借汉服搞政绩作秀”。这场争议远超个人服饰选择的范畴 —— 作为基层公共权力的代表，县级领导的 “汉服行为” 本质是 “权力与文化的公共展演”，其背后折射的是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中文化建设的路径困惑：当公共权力介入传统文化推广时，如何区分 “真诚的文化实践” 与 “功利的符号造势”？又该如何界定权力在文化复兴中的角色边界？
一、现象解构：权力身份与文化符号的叠加效应在社会学视野中，“县级领导穿汉服” 绝非单纯的 “私人文化表达”，而是带有鲜明公共属性的社会行为 —— 领导干部的身份特殊性，使得 “下班后” 这一私人时间维度的行为，仍被公众纳入 “公共权力运作” 的认知框架。根据布迪厄的 “文化资本理论”，汉服作为传统文化符号，本身具有 “象征资本” 属性；而领导干部的权力身份，则赋予这一符号额外的 “政治资本”。两种资本的叠加，让普通的服饰选择演变为一场 “看得见的文化治理”。
展开剩余86%这种叠加效应首先体现在 “公私领域的模糊化”。传统认知中，“下班后” 属于私人领域，个人可自由选择文化表达形式；但县级领导作为基层治理的核心参与者，其身份具有 “全天候公共性”—— 公众会自然将其私人行为与地方治理导向关联。例如，若该县正推进 “文旅融合” 政绩项目，领导穿汉服的行为就极易被解读为 “项目宣传的配套动作”；若当地并无系统性文化建设规划，这种孤立的汉服展示，则更可能被视为 “无实质内容的哗众取宠”。2023 年某县 “县长直播穿汉服卖特产” 事件之所以获得认可，正是因为汉服展示与地方产业推广形成了闭环；而部分地区 “领导偶然穿汉服拍照” 引发争议，恰是因为缺乏与公共事务的关联性，导致符号与实质脱节。
其次，这种行为还暗含 “文化权威的建构意图”。领导干部集体穿汉服，本质是试图通过权力背书，将汉服从 “亚文化圈层符号”（如年轻人的汉服社团）提升为 “官方认可的主流文化符号”。这种建构若能结合民间文化需求，可有效打破传统文化的圈层壁垒 —— 比如某县领导穿汉服参与民间端午祭典，带动了当地群众对传统礼仪的参与热情；但若是脱离民间基础的 “单向输出”，则可能形成 “权力主导的文化霸权”，反而消解汉服文化的民间活力。例如，某县曾要求中小学教师集体穿汉服上课，却因未考虑教学实际需求和教师意愿，最终沦为 “形式主义闹剧”。
二、争议背后的社会心态：对 “权力作秀” 的警惕与对 “文化复兴” 的期待舆论对 “领导穿汉服” 的两极评价，本质是公众双重社会心态的投射：一方面，是对基层权力 “形式主义作秀” 的长期警惕；另一方面，是对传统文化复兴的迫切期待。这种矛盾心态，源于近年来基层治理中 “文化政绩化” 现象的负面影响与传统文化 “圈层化生存” 的现实困境。
从 “警惕心态” 的根源来看，公众对 “权力 + 文化” 的组合始终保持审视，源于部分地区此前的 “文化政绩泡沫”。例如，一些县市耗资数亿打造 “汉服小镇”，却因缺乏产业支撑和文化内涵，最终沦为 “空置景区”；有的地方强制要求商户穿汉服营业，忽视商业经营的实际需求 —— 这些案例让公众形成了 “权力介入文化 = 政绩作秀” 的刻板印象。当县级领导集体穿汉服的行为出现时，公众首先会基于 “过往经验” 进行风险预判：若行为缺乏后续文化建设措施，仅停留在 “拍照宣传” 层面，就会被归入 “哗众取宠” 的范畴。这种警惕并非对传统文化的否定，而是对权力滥用文化符号的防御。
从 “期待心态” 的维度来看，公众对汉服的关注，反映了传统文化 “破圈” 的迫切需求。近年来，汉服文化虽在年轻人中兴起，但仍面临 “圈层化” 局限：汉服爱好者多集中于一二线城市的年轻群体，在县域层面的普及度较低；且汉服文化的传播多停留在 “服饰展示” 层面，对其背后的礼仪、历史、工艺等深层内涵挖掘不足。公众期待看到有影响力的主体（如领导干部）推动汉服文化从 “小众爱好” 走向 “大众认知”，从 “服饰符号” 走向 “文化实践”。例如，某县领导穿汉服参与传统纺织技艺传承活动，带动了当地非遗工坊的发展，这种 “符号 + 实质” 的模式就获得了舆论认可 —— 公众期待的不是权力对文化的 “掌控”，而是权力对文化的 “赋能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同群体的评价差异还反映了文化认知的代际分化。年轻群体（尤其是汉服爱好者）更易接受领导穿汉服的行为，因为他们将其视为 “传统文化获得官方认可” 的积极信号；而中老年群体则更关注行为的 “务实性”，若不能直接带动民生改善（如促进文旅就业、提升文化教育水平），就可能被认为 “不务正业”。这种代际差异，本质是对 “文化价值” 的不同定义：年轻人更看重文化的 “身份认同价值”，中老年人更看重文化的 “社会实用价值”。
三、文化复兴的真伪检验：从 “符号展演” 到 “实质建构”判断 “县级领导穿汉服” 是哗众取宠还是文化复兴，关键不在于 “穿汉服” 这一行为本身，而在于是否构建了 “符号 — 实践 — 价值” 的完整文化链条。真正的文化复兴，绝非表层的服饰展示，而是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现代转化，以及对公共文化生活的深度参与；若仅停留在 “拍照宣传” 的符号层面，则必然陷入 “哗众取宠” 的争议。
（1）检验标准一：是否与民间文化需求形成互动
传统文化复兴的核心动力源于民间，权力的角色应是 “引导者” 而非 “主导者”。若县级领导穿汉服的行为，是对当地民间文化需求的回应，而非单向的 “政绩展示”，则具备文化复兴的基础。例如，某县民间汉服社团长期面临活动场地不足、资金短缺的问题，领导穿汉服参与社团活动，并推动政府提供公共文化空间支持，这种 “权力呼应民间” 的模式，让汉服从 “领导符号” 转化为 “群众文化载体”；反之，若当地并无汉服文化基础，领导却强行组织 “集体穿汉服”，则可能导致 “政府热、群众冷” 的尴尬局面，沦为形式主义。
（2）检验标准二：是否构建长效文化建设机制
短暂的服饰展示无法支撑文化复兴，只有建立长效机制，才能让传统文化真正落地。例如，某县在领导穿汉服引发关注后，顺势推出 “汉服 + 非遗” 培训项目，邀请民间艺人教授传统刺绣、礼仪知识；建立 “汉服文化研学基地”，结合当地历史遗迹开发文化旅游线路；将传统礼仪教育纳入中小学课外实践 —— 这些措施让 “穿汉服” 从一次性事件，转化为持续的文化建设行动。反观部分地区，领导穿汉服拍照后并无后续动作，汉服仅成为宣传海报上的 “道具”，这种 “一阵风” 式的行为，自然被视为哗众取宠。
（3）检验标准三：是否避免文化符号的 “异化使用”
传统文化符号若被过度工具化，可能丧失其本质价值。汉服的核心价值在于承载历史记忆、传递礼仪文化，而非 “政绩宣传的工具”。若县级领导穿汉服的行为，始终围绕 “文化内涵” 展开 —— 如在传统节日中主持祭典，讲解节日习俗；在文化论坛中分享汉服背后的历史故事 —— 则是对文化符号的正向使用；但若是将汉服与 “招商引资”“排名评比” 等政绩目标强行绑定，如 “穿汉服签约项目”“以汉服宣传考核政绩”，则会让文化符号沦为 “权力包装的外衣”，背离文化复兴的初衷。
四、基层治理中的文化理性：权力的角色边界与多元参与“县级领导穿汉服” 的争议，最终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命题：在基层治理中，公共权力应如何参与文化复兴？答案并非 “完全退出” 或 “全面主导”，而是要确立 “有限介入、多元参与” 的理性边界，让权力成为文化复兴的 “赋能者” 而非 “掌控者”。
首先，权力应明确 “引导而非指令” 的角色定位。基层政府的核心职责，是为文化复兴提供公共服务支持，而非直接主导文化形式。例如，制定传统文化保护政策，为民间文化社团提供场地、资金支持；搭建文化交流平台，促进汉服爱好者、非遗传承人、学者的合作；加强文化教育普及，将传统礼仪、历史知识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—— 这些 “后台支持” 远比 “前台穿汉服展示” 更具实质意义。正如某县的实践所示，政府不直接组织 “领导汉服活动”，而是通过补贴民间汉服展演、支持汉服主题文创开发，让文化复兴自然生长，反而获得了更持久的效果。
其次，应构建 “民间主导、多元共治” 的文化治理模式。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民间的自发参与，权力的过度介入可能压抑民间创造力。可借鉴 “协商民主” 的思路，成立由民间文化爱好者、学者、企业代表、政府人员共同组成的 “文化发展委员会”，共同制定当地文化复兴规划 —— 汉服文化的推广形式、内容设计、活动组织，均由委员会协商决定，政府仅负责资源协调与监督。这种模式既能避免 “权力作秀”，又能确保文化复兴符合民间需求，实现 “官民共治” 的良性互动。
最后，需警惕 “文化复兴” 与 “政绩考核” 的过度绑定。基层政府的文化建设应避免 “短期化”“指标化” 倾向，不能将 “汉服活动次数”“文化宣传曝光量” 等表面指标纳入政绩考核，而应关注文化复兴的长期效果 —— 如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提升、民间文化社团的发展活力、文化产业对民生的带动作用。只有打破 “政绩导向” 的束缚，才能让文化复兴回归 “滋养心灵、凝聚认同” 的本质价值。
当县级领导的汉服身影出现在街头时，我们不必急于贴上 “哗众取宠” 或 “文化复兴” 的标签，而应观察其背后的行动逻辑：是短暂的符号展演，还是持续的文化建构？是权力的单向输出，还是官民的共同参与？真正的文化复兴，从来不是少数人的 “表演”，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 “参与”—— 当汉服从领导的照片里走进普通人的生活，从服饰展示走向文化实践，从县域角落走向大众视野时，文化复兴的种子才算真正落地生根。这，或许是 “县级领导穿汉服” 争议带给我们的最珍贵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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