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一轮深圳综合改革为全国提供“制度试验田”
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、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
新一轮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启动，与2020年的《方案》相比，本次《意见》聚焦“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”，在三大方向实现突破：“以制度型开放”为引领，强调在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层面与国际接轨；整合创新链、产业链、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改革任务，形成“制度创新—产业升级—开放协同”的闭环；从“单点试验”转向“系统输出”，为全国提供可复制模板。
深圳市场化程度高、法治环境优、开放型经济活跃且创新生态成熟，这些独特优势为制度创新筑牢根基。针对“四链融合”体制机制障碍，深圳将建立“需求导向”科研立项、完善成果转化机制，发展风险投资体系、推动创业板改革，实施灵活用人机制，推动立法保障新型研发机构、技术转移机构的市场化运营。
其市场化驱动的创新模式、“热带雨林式”生态构建、开放协同网络建设及精准政策支持的实践经验，为全国提供范本。未来，通过分类推广、动态调整、政策协同和能力建设等机制，推动深圳经验从“特区实践”转化为“全国方案”。
深圳的新一轮改革试点不仅是自身发展的机遇，更是为全国提供“制度试验田”的使命。其核心在于通过“可复制经验”推动全国层面的制度型开放与高质量发展。
借深圳改革东风激活新金融引擎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
深圳在金融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前列，深交所成立35年来，为深圳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。近年来，数字货币、互联网金融、金融科技等新金融模式发展迅猛。深圳对深交所进行了调整，积极推动金融脱媒，致力于发展直接融资，让投资人与IPO企业直接结合，分散风险，形成良好的治理结构。同时，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日益紧密，金融科技成为新的发展方向。
在新金融领域，深圳应与香港相互呼应。比如在稳定币方面，美国以美元美债为锚定推出新的稳定币，以化解金融困难；香港利用离岸人民币或离岸港元锚定推出稳定币，为我国对外贸易支付和结算开辟了新通路。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，也应在稳定币等金融领域积极探索，发挥引领示范作用。
《意见》允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粤港澳大湾区企业，按照政策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。深圳要更好发挥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引擎作用，综合改革还需处理好与香港的关系。未来，两地应加强合作，实现错位发展。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，深港交易所应助力大湾区发展，探索“一企两市”的上市模式，促进金融创新。同时，深圳应大力发展私募股权基金和创业引导基金，为实体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。
对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，这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、冲击金融改革堡垒的重要举措。深圳应在深化资本市场和发展数字经济等方面发力，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 ，深圳要“出绝活”“出新活”。推动我国金融从传统模式向新金融模式成功转型，在国际金融竞争中占据更有利地位。
探路科技人才体制机制寻找改革破题关键
中国城市专家网研究院院长、国家高端智库CDI资深研究员宋丁
新一轮综合改革试点，让深圳在相关领域先行先试、探索新机制，十分有利于结合国家当前经济科技的基本形势和趋势，通过深圳的率先实践，向全国推广创新模式，以促进全国科技和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、创新发展。
《意见》总体只有3000多字，但内涵意义非常重大，核心观点非常关键。概括为三点：一是如何推进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；二是金融、技术、数据如何赋能实体经济的问题；三是建立更高水平的经济体制和治理模式的问题。简单地说，就是人才机制、科技金融和体制模式这三个问题。
显然，国家期待在全国科技经济进入新一轮发展的过程中，深圳能率先在人才机制、科技金融和体制模式方面实现高质量的创新发展，为全国提供可供复制的样板。
相比科技人才体制机制问题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健全科学化、精细化、法治化治理模式问题，可能大家更关注《意见》中的第三大点，就是“推进金融、技术、数据等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”。因为无论从近年来外部环境的变化看，还是从国内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和历程看，金融、技术和数据对实体经济的实质性赋能并推进其高质量发展，这个问题已经显得日益重要，无论是国家宏观层面，各地各城市中观层面，还是成千上万企业的微观层面，这都成为关系国运、城运、企运、人运的关键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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